昨天是戊戌变法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的诞辰日。东直门内南小街北沟沿胡同23号是梁启超当年在京的居住之所。记者昨天探访发现，各种自建房屋已将故居切割成大杂院，只有门口的东城区文保单位标牌表明该院落有着特殊身份。(2月24日北京晨报)

　　梁启超故居见证了梁启超先生两次被历史所开的“玩笑”。第一个“玩笑”是梁启超最初主张立宪保皇，反对革命，却因戊戌变法失败被迫亡命东瀛，而最后恰恰是辛亥革命胜利，使他得以结束流亡生活。回国后，梁启超再次审时度势，助袁世凯组建内阁。但不久袁世凯的独裁面目暴露，他又不得不挥泪举起反袁大旗，这是历史跟梁启超开的第二个“玩笑”。民众希望故居内的私搭乱建能够得到治理，恢复昔日的容貌。然而，没有钱，梁启超故居的修缮复原计划何时能摆上日程?

　　无独有偶，上海政协文史委员会最新一项调查报告显示：目前上海有155处名人故居未被列入任何保护范围之内，由于法规不完善、缺乏资金等原因，这些名人故居即便被列入保护范围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、开发和利用。其中就包括胡蝶、徐志摩、陆小曼、泰戈尔等名人的故居，而徐志摩故居原址在90年代建造高架已被拆除。如今梁启超的在京故居沦为大杂院，难道要成为历史所开的第三个“玩笑”?

　　值得关注的是，梁启超的天津故居就得到良好的保护，成为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，被国务院公布为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还被评定为国家“3A”级旅游景区。同为梁启超故居，为何却受到了天壤之别的待遇?说是差钱，其实在缺乏资金的背后更多的是城市规划与建设中，历史文化遗址与大拆大建、新区开发轻重缓急的利益博弈。修缮名人故居，不能像标志性形象工程那样受到城市决策层的高度关注，也不可能像赚得盆满盂溢的商品房、豪宅那样吸引眼球，名人故居只能在“被差钱”中一声叹息。

　　相比于湖南衡阳“爱莲堂”遭到拆迁，南京江宁开发区“将军山——复地朗香别墅区”建在沐英墓群上，梁启超北京故居未被拆迁似乎已是很幸运的了。然而，越来越多的古建筑得不到妥善的保护，面临商业开发和旧城改造带来的拆迁风险，如果能得到拆后重建的结局，或是它们最奢侈的命运，可一声“没有钱”却让他们的命运依然悬于空中。几年前在一次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发布会上，外国记者说，现在老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得不够好，很多人都说“China，都拆了”。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对此坦然接受批评。自此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众多有识之士奔走呼吁，相关部门也有务实行动陆续跟进。

　　如今，人们还要继续这样的诘问，为何一边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看重历史名人和文化遗产的“产地”，你争我抢，乐此不疲，一边却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乏善可陈，甚至不闻不问，对破坏行为置若罔闻?为何一边花费巨款修建仿古建筑，一边有着天然的古建筑、古墓群等文物，却得不到修缮保护，有的还要为开发拆迁让路?梁启超故居沦为大杂院到底是庆幸，还是文化传承的悲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