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诗歌协会在湖北秭归举行授牌仪式，授予屈原故里秭归县“中国诗歌之乡”称号，秭归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郑之问表示，在获得“中国诗歌之乡”称号之后，秭归县将适时提出打造中国首个“诗人县”，让秭归成为全国、乃至全世界诗人朝圣之地。（6月6日 中新）

　　授牌之后，当地官员的一番豪言壮语令人羞愧。“诗人县”、“诗人朝圣之地”？一个个充满豪情的名词，无不透着强大的、蒙昧的“塑造欲”。诗之所以为诗，诗人之所以为诗人，乃是由于那份独立不羁、天真烂漫的高贵情怀。故而，一旦有人试图“打造”什么，便天然意味着是对诗者的大大不敬。诗人、诗歌，怎甘沦为垒砌政绩的砖石。即便“诗人县”横空出世，又和诗人有何关系？

　　虽未明说但可窥见，所谓“中国诗歌之乡”，根本无意为诗人搭建精神归所，而不过是一个庸俗的旅游符号。牵强附会的“称呼”，固然不会对诗人产生多少引力，却定会驱使附庸风雅之辈趋之若鹜。

　　时下，人们乐于藉简便化、朝觐式游历，来掩盖内心的肤浅与不安。于是，种种“到此一游”，成为今人自证格调的廉价手法。“中国诗歌之乡”的世俗价值，无非在于为文化镀金之旅添了又一个目的地。

　　一方膨胀着逐利的野心，一方散发着镀金的冲动，你予我求之下“××之乡”自是绵延不绝。秭归何能，竟敢高挂“诗歌之乡”的大牌？难道千年前的屈原，时至今日依旧可以荫庇后人？

　　据说，屈原在时秭归写诗、吟诗成风成势。但现实是，屈子之后尤其近现代，此地与别处几无二致，也是诗歌荒漠一块。仅凭“诗歌社团众多”、“诗歌活动盛行”等雷人理由，便自视甚高、大言不惭，未免惹人发笑！

　　秭归所获的光彩招牌，正面临着含金量不足的困境。带有浓厚官方背景的诗协，似乎并无资格对某人、某地的文化地位作出裁断。文艺领域历来排斥行政强力，且自有一套判断与认知规则。赵丽华纵使混到“国家级诗人”，梨花体仍被嘲弄得体无完肤；车延高即便顶着“鲁迅文学奖”的光环，羊羔体也依旧遭受百般哂笑。对于诗歌的品质、诗人的档次，读者自有公论。

　　同样，“诗歌之乡”不在诗协的招牌上，而深藏于写诗人与读诗人的心底。